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识别与防范（上）

王思瑶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识别与防范
施建军  范黎波  
　　关键词国际化经营 风险识别 风险防范

　　中国政府推动的企业“走出去”战略已经实施了十年，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在通过多种模式和渠道，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相比增幅更大，ODI存量已接近4千亿美元。仅2012年1~6月，我国境内投资者便对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6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54.2亿美元，同比增长48.2%。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开始增加，客观上导致国际化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需要不断地以“市场并不是容易征服的”金科玉律自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国际化经营的风险类型及其识别

　　企业的经营必然伴随着风险。所谓的国际化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因各种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企业收益的不确定。与相对熟悉的国内经营相比，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也可能面临着更多的风险。①一般而言，各种形式的风险和收益是对称的，所以无谓孰优孰劣，而在于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环境的权衡。在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所面临的风险是系统性的，既包括宏观层面的风险，又包括微观层面的风险。②此外，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还面临着特殊的风险。

　　宏观风险：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外部风险。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所面临的宏观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以及经济环境风险。对于企业而言，这些风险都是外部的。

　　政治风险一般是由于投资东道国的政权更迭、战争爆发或者“国有化”运动等导致整体环境变化而产生的风险。政治风险可能会对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造成致命打击。由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实施较晚，一些政局相对稳定、法律相对完善地区的商业资源基本上被发达国家的企业瓜分殆尽。因此，中国企业不得不选择一些政治风险较大的地区进行投资。③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际化经营的政治风险尤其明显。近年来，中国在一些政治环境相对不稳定的非洲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些国家的政治冲突给我国的企业投资带来巨大的风险。比如，2011年的南苏丹独立、利比亚战乱就使中国企业在上述地区的经营面临新的挑战。

　　法律风险指与东道国投资相关的公司监管、外汇管理、资本流动管理或税收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变动，或者由于中国企业对相关政策理解不全甚至错误，给企业投资活动带来的风险。比如，2004年，当波兰等9个国家加入欧盟后，上述国家被要求统一调整其投资优惠政策、竞争政策，这就使中国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国纷纷制定了新的法律。比如，在2010年，英国颁布了《贿赂法》，对企业经营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规制，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加强规范运营，否则将面临处罚。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颁布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要求企业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如果企业不能根据上述国家的法律变化，及时调整其投资和经营策略，提高规范性，势必会给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带来困境。

　　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始终在发生着变化。本文所称的“经济环境风险”，是指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遇到经济危机等极端事件时所面临的风险。在地区或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企业将面临汇率波动、融资能力不足、合同无法履行等影响到企业正常运营的风险。④例如，自2010年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使很多欧洲企业无法履行与中国企业签订的合同，对中国企业的经营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国内经营相比，企业国际化经营所面临的经济环境的变数更大，风险更难预测和掌控。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环境波诡云谲，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影响最大的不可控因素。

　　微观风险：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管控风险。除了上述宏观风险外，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还面临着管理风险、财务风险、文化融合风险，等等。对于企业而言，上述风险是内部的。

　　在域外市场经营业务和管理企业，除了合法合规外，企业的战略规划、行动计划和棘手问题应对措施等都是至关重要的。⑤以我国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国际工程项目为例，从项目招投标、竣工验收到交付使用，往往需要经历长达数年的过程，而且项目需要在“质量—成本—工期”间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和取舍，这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和完善高水平的管控能力。

　　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临的与汇率变动、税务规制、跨国资金流动等相关的风险越来越多。不仅如此，后危机时代各种不确定、不稳定的风险也在加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外国企业的违约案例大幅增加。当中国企业按约定完成合同后，面临资金困难的外国企业往往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合同，使中国企业不能按时收汇，造成资金流动性出现困难，进而使企业的预期收益下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产生第三方债务，甚至导致企业破产。

　　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特殊风险。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风险，一方面由中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国情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国企业发展不够成熟、经验不够丰富造成。如果说上述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是各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都会面临的传统风险，本部分所论述的风险就是中国企业在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新型特殊风险。

　　第一，形象认知误差。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中国员工和中国资本的整体认识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差，因而对中国企业和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和误读。近年来，很多中国企业因所谓透明度问题和政府背景问题而频繁地遭到质疑和攻击。实际上，中国的很多行业已经形成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很多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的引领者和控制者。而很多外国政府和企业并不了解这一情况，仍用传统的思维和视角去考量中国企业，从而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面临非市场性因素障碍。⑥比如，华为从诞生到成长，一直都是一个典型的私营企业，而美国政府无端怀疑华为公司具有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背景，禁止其参与建立美国全国性应急网络。

　　第二，国有企业“合法性”面临挑战。迅速国际化的国有企业引发了贸易和投资伙伴国家政府和企业担心。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都表现出色，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这也引发了人们担心国有企业会利用其特殊身份获得税收、贷款、政府采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⑦。近两年来，美国政府在多个场合批评中国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政策，并将之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在联合国、经合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政府大力推广所谓“竞争中立”政策，要求中国政府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完全公平的竞争环境，进而实现其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最终目的。

　　第三，规则运用存在差别性。作为国际市场中的后来者，相对于国内市场而言，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经营规则和环境并不熟悉，在运用规则方面存在不足，会给企业的国际化运营带来风险。多年来，中国企业通过赴美国、英国、新加坡等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方式来获得资金，扩大国际化经营。企业在获取资金的同时也需要遵守各国关于证券市场监管的众多严格的法律。但是，由于法律文化和习惯的差异，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方式并不能完全符合国外法律的要求。很多外国企业和机构有针对性地利用这一弱点，有组织地攻击中国企业。⑧比如，尽管中国企业和资本曾经在很长时间受到国际投资者的追捧，但近两年来，以“浑水(Muddy Water)”、“香橼(Citron)”为代表的私人研究机构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频繁发布做空报告，公开质疑这些企业在财务指标、公司业务以及关联交易等方面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然而，对于上述机构的质疑和指责，中国企业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充足的心理准备，无力作出反击，甚至采取沉默的策略，以至于股价大跌，有的甚至被证券交易所停牌、摘牌。

王思瑶

国际化经营风险的防范及其对策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传统风险和新型特殊风险都在大幅增加。这种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长期存在。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化经营，需要政府和企业携手努力，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降低经营风险，为我国企业实现“走出去”和国际化战略创造更好的政治经济环境。



　　国际化是一种战略机遇，也蕴藏着风险，必须进行充分预测，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逻辑。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独善其身。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确定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意图，需要制定明确的战略定位和路径，这是取得成功的基础条件。



　　在构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逻辑方面，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更好地进行预测，并形成战略逻辑，国家要利用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势资源，为企业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其遍布全球的商务和外交网络，为企业提供有效信息，帮助企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企业的海外收益，通过签订多边或双边贸易协议、投资保护协定以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为企业打造一个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环境，维护企业的利益。



　　国家和企业都需要重新评估“中国思维”和“经验打法”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作用。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中国思维”和“经验打法”，比如利用政治途径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并获得政府的合同;利用低成本优势先签订合同，再事后利用各种关系调整合同价款，等等。在一些法律法规和商业环境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上述“中国思维”和“经验打法”为中国企业赢得了一些合同，并取得了业绩的增长。但是，上述经验在欧美等发达地区能否得到推广，是需要仔细推敲的。比如，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资本市场监管最为严厉的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规则。中国企业目前在美国证券市场上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固然有美国出于政治目的故意打压中国企业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有赴美上市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随意复制“中国思维”和“经验打法”，未能充分重视、认真学习和掌握美国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原因。



　　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对于不同地区的法律法规、商业规则及劳工条例的一知半解，以及对“中国思维”和“经验打法”过度自信，都可能给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国家和企业都需要对“中国思维”和“经验打法”进行重新评估：一方面，国家要对企业进行必要的引导，强化企业遵守法律、敬畏法律的观念;另一方面，企业也要强化重合同、守信誉的观念，遵循普遍接受的商业伦理。



　　国际化经营一定要基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逻辑，而不能过度依赖政治、政府等外部力量。从根本上讲，一个企业要想在国际化经营中取得成功，必须要研究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一般逻辑，并结合企业的特殊情况，形成国际化经营战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企业要通过国际市场研究、公共关系投资等手段，完成国际化经营初期的战略准备，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为进一步进行国际合作和对外投资积累实践性的经验知识;第二，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战略意图，对企业资源配置(如人力资源、技术设备)进行专用性较强的投资，在持续性经营中完成市场布局，并根据实践情况随时调整之前的战略;第三，对已有的国际化经营知识进行整合利用，通过聘用当地员工、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手段，实现企业的本土化运营，并成为行业的引领者。



　　事实证明，凡是国际化经营相对成功的企业，都是基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逻辑进行运营的。尽管政治或政府在企业国际化运营初期可以提供一定的平台和资源，但企业从自身发展战略和逻辑出发去提高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才是其成功实现国际化经营的基础。



　　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要加强联合研究，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真正实用的理论支撑。一直以来，欧美政府所提出的重大政治、外交和经济政策一般都有理论支撑，并存在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又与其国内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相契合。在实践中，欧美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会成为政府或企业政策的理论渊源，其学界、政界和经济界形成了良性互动：理论研究成果为实务界的行动提供了战略上的指引;同时，实务界的需求也促进了理论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进而推动了理论的发展。上述良性互动的局面恰恰是当下的中国所欠缺的——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理论界的研究和实务界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前文已经指出，对于政府和企业而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政府和企业都要形成自己的战略逻辑。而战略逻辑的形成一定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协同努力，理论界和实务界要通过共同研究，确立统一的、相对稳定的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一方面，在政府层面，政府要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体系化的、可操作的支持，包括符合法律规定的政策、税收、贷款、信息等;另一方面，在企业层面，企业要根据具体情况，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评估国际化经营的利弊，制定合理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在此过程中，理论界的研究要以实践问题为导向，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提出切实可行的理论方案。比如，如果要全面了解前文提到的“竞争中立”政策，就需要从法律、经济、管理和政治等学科视角，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而不是人为划分学科领域，对该问题进行片面、割裂的研究。



　　结语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国际化经营的风险将长期存在，但其形式会随着跨国经营的进程而不断变化、演进。如果以我国政府正式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时间起点，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已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认知。在此过程中，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处在一个探索和经验总结期。进入新的阶段，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正在与资本、劳动、服务等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同步推进，影响企业成功运营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也在不断增多。在后危机时代，风险的表现形式更加突出和多样化，企业国际化经营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不可控因素也越来越多，迫切需要系统规划并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企业应当正视国际化经营中的各种风险，提升自身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在基本的商业共识下赢得全球竞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1&ZD004)



　　注释



　　1 Meyer K.E., "Perspectives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Vol35, No4, pp259~276.



　　2 Knight F.H.,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Sentry Press, 1964, pp73~76.



　　3 梅新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性风险为何高涨?”，《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



　　4 Schoemark P., Gunther R., Profiting from Uncertainty: Strategies for Succeeding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B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pp113~121.



　　5 Drucker P.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State", Foreign Affairs, 1997, Vol76, No5, pp159~171.



　　6 Peng M.W., Sun S.L.and Pinkham B, et al., "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 as a Third Leg for a Strategy Tripod",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9, Vol23, No3, pp63~81.



　　7 张建红，周朝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江涌：“中国走出去的几个突出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



　　8 Tan J., Luo Y. and Shenkar Ode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Chinese State and Non-state Enterprises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5, Vol5, No5~6, pp518~539.



　　【作者简介】



　　施建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研究”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跨国经营。



　　主要著作：《科技进步监测研究》等。



　　范黎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研究” 课题组成员。



　　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与跨国经营。



　　主要著作：《跨国经营理论与实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