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超级央行周”,各国加息节奏逐渐放缓,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央行等在内的多国央行宣布暂停加息,或暗示加息见顶的信号,全球货币政策“过山车”进入新的阶段。[url=]中国央行[/url]则年内第二次降准25个基点。 但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国家激进的货币政策,在锚定宏观目标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金融稳定性。在此背景下,关于央行职责定位、目标选择的讨论增加。 与此同时,美联储激进加息吸引外资回流,削弱了抑制通胀的效果,同时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严重的外溢效应,这种影响可能还将持续。9月22日,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来自多国的货币政策专家就上述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央行职责与目标之争 持续激进加息与居高不下的通胀,仍是当前美国经济的一大担忧。不过,印度央行原行长、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认为,通胀之外,金融稳定性问题也值得关注。 拉詹对比疫情及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分析,各国扩张性财政刺激政策下,通胀水平仍低于2%目标。他认为,通胀属于货币政策范畴的问题,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状态下,实现通胀目标的重任必须放在央行身上,完不成(通胀)目标就没有办法完成经济增长目标。 但是,相比过去一揽子传统提振经济的政策,(疫情以来)这次美联储采取了非传统货币政策,即更专注于短期的利率走向(比如量化宽松),其后果是长期增加了政府债务水平。而央行扩表带来商业银行被迫扩表,但银行增加套利交易导致了市场失灵”,资产负债端错配。在美联储为调动利率快速缩表之后,银行层面的风险在今年3月逐渐浮出水面。 拉詹认为,基于宏观调控的职责,美联储的措施可以理解,但也要考虑货币政策带来的金融稳定性问题。他认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作为一个市场监管者,一方面要有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并致力于服务经济;另一方面,应该将金融稳定性与货币政策分开,但目前二者“好像粘在一起了”。 [url=]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url]委员、[url=]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url]副理事长王一鸣也表示,美联储这种短期加息必然会带来金融市场波动,包括银行业的危机,其影响路径在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巨额流动性——加息政策利率快速升高——资产负债错配带来市场冲击。 相比之下,在全球金融市场环境变化,尤其美联储激进加息节奏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没有简单跟随,而是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通胀形势,选择了更具自主性的政策,保持了总体稳健,即在收紧和放松两个方向上都相对谨慎。王一鸣表示,我国的货币政策总体在一个合理区间,且中国央行在[url=]人民币汇率[/url]方面也继续推进市场化,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 提到央行的职责定位和目标选择,多位专家认为,央行应该集中精力放在主要目标上,比如确保价格稳定、充分就业/稳定增长、金融稳定等。 拉詹表示,“央行如果太分散精力可能不是一件好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央行不应该在控制通胀之外再考虑更多的任务。 王一鸣认为,[url=]中央银行[/url]有着本身的职能规定,核心目标在于控制通胀、充分就业、稳定增长,但在绿色转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要融资,都要通过融资来推动生产活动,央行可以发挥间接性推动作用,但还有很多部门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政策外溢效应或将持续 王一鸣认为,金融稳定性风险之外,美联储此轮货币政策变化带来较大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 第一,资本大量回流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面临资本流出的巨大压力,从而带来汇率贬值,这给基本面比较脆弱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二,为防范资本外流以及应对国内通胀,新兴国家跟随美国采取比较激进的加息政策,导致疫情冲击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增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压力。 第三,美元升值带来新兴市场债务规模膨胀和债务成本迅速上升,正在孕育甚至已经导致了部分结构比较脆弱的新兴市场债务危机。 第四,美联储激进加息引发全球投资者情绪或市场预期的变化,新兴市场的股市、债市面临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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